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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兰娟,从赤脚医生到大国院士

发布时间:2020-05-06 10:44:31来源:东方头条 责任编辑:

2020-05-06 08:41 来源:澎湃新闻·澎湃号·湃客

笋思 十点人物志

1965年,李兰娟还是杭州第一中学的一名高中生。

这一年的6月26日,毛泽东主席作了“六二六指示”,发出号召: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!”

一声令下,始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“爱国卫生运动”进入高潮,深入到占全国人口80%的广袤农村地区。

另一边,李兰娟的命运也因此改变。

搞运动,人手是很重要的。1966年的李兰娟已经回到家乡绍兴夏履桥村,一边务农,一边当村里的代课老师。在省城读书期间学过针灸技术的她,成为了村里开展“爱国卫生运动”的不二人选,生产大队想安排她做乡村医生。

当时代课老师每月的工资是24元,虽然不算多,养活一家人不成问题。一旦当了医生,每天只能算5个工分,相当于1毛钱,一个月满打满算也就3块钱。

李兰娟的家境并不好,父亲早早患有眼疾,没有办法干活,全靠母亲种地、卖山货勉强支撑。好不容易自己参加了工作,开始赚钱了,又要转去当收入微薄的乡村医生吗?

待遇上的悬殊差距,使李兰娟陷入了两难。

▲ 李兰娟年轻时

但年轻人总有热心肠,犹豫再三,她还是选了自己更喜欢的医生职业。

那时她刚二十出头,早就留意到村里人因繁重的农活落下一身腰酸背痛的毛病,觉得“做医生还是能学到更多东西,服务父老乡亲的意义也很大。”

60年代的村医不好当,没钱没设备,药物严重不足,李兰娟只好跑去山上采草药,然后自己熬制、煎药,渐渐的,也熟练掌握了几十种药材的用法。

1300多个村民,看病都指望这个小姑娘,家家户户都认识她。上门治病的次数多了,村里各户人家的看门狗都认识她了,看到她进门,叫都不叫一声。

是金子,发光总能被看到。1970年,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,李兰娟被推荐到浙江医科大学读书,而全区只有3个推荐名额。

乡村医生半路出家,从此,李兰娟开启了自己的大国院士之路。

“赤脚医生”

医生是一个专业度很高的职业,李兰娟能机缘巧合当上乡村医生,与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。

新中国建立初期,医疗资源极端匮乏。1949年以前,我国人均平均寿命在35岁左右,是当时世界上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。

即便是被称为“远东第一城市”的上海,仅在20世纪上半叶,也曾有高达12次的霍乱大流行。

城市尚且如此,更不堪说农村。根据1947年的统计,全国有县医院1437所,每所医院平均床位仅十多张,卫生技术人员50多万名,而他们要承接的,是4亿多农村人口的医疗卫生需求。

这种情况下,国家紧急动员一批具有基本医疗知识的人,到农村长期扎根。

这些人当中,既有城市里的医生和医科毕业生,也有经过短期培训的基层医护,他们除了治病救人之外,平时也要和村民一样干农活、赚工分。

后来,人们把这群人称为“赤脚医生”。

▲ 70年代浙江嘉善县农村赤脚医生出诊。图源:国家中医药管理局

“赤脚医生”这个词,最早是上海人发明出来的。

南方多水稻,走乡串户的医生们需要打赤脚从田间过,1968年《文汇报》记者去上海郊区川沙县的公社采访,听到当地农民叫他们“赤脚医生”,觉得这个称呼颇为新奇,就写进了报道里。

报道传到北京,毛泽东看到后连连称赞,专门批示“赤脚医生就是好”。

得到领袖的肯定,“赤脚医生”这个称呼便流传开来。它成为了乡村医生的代名词,各地也掀起了发展赤脚医生的运动。

在鼎盛时期,全国共有180万名赤脚医生,李兰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赤脚医生的出现,解决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两大难题:传染病和生育死亡。

血吸虫病、疟疾、霍乱,这些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流行病,正是在赤脚医生们挨家挨户宣传卫生知识、改善村民生活习惯的不断努力下,最终被成功消灭的。

▲ 上海附近一个生产队里的三名赤脚医生。图源:世界卫生组织简报《中国的乡村医生发展迅速》

赤脚医生的另一个重要作用,是承担农村中的接生工作。在莫言的长篇小说《娃》中,卫校毕业、在高密乡接生过1645个婴儿的姑姑,便是一个典型形象。

李兰娟也曾回忆道,自己给村里年轻媳妇分娩,当时十分尴尬,但“想到自己是一名医生,还是挺身而出”。

相比起旧时的接生婆甚至是巫婆,赤脚医生采用更科学的接生方法,有效地降低了生育时的死亡率。

到了70年代末,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从1949年的20‰下降到6.5‰左右,婴儿死亡率下降到25‰~50‰,人均期望寿命则由35岁提升至67岁。

▲ 图源:《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》白皮书

这些数字上的巨大进步,离不开百万赤脚医生的默默奉献。以赤脚医生为代表的中国农村保健运动,也被国际上认为是“保持农村卫生保健可持续性的最佳解决方法”,被推广到更多发展中国家。

虽然以现在的标准来看,赤脚医生们的水平大多并不高明,但在百废待兴的特殊历史时期,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,切实地为农村提供了最基本的医疗保障。

风光一时

被官方夸奖,被国际推广,被人民群众喜爱,赤脚医生群体风光一时。

1969年到1976年间各类报纸媒体,几乎从不间断地介绍各地赤脚医生的先进事迹。

那篇被批示的《文汇报》报道中的主角、当时年仅24岁的王桂珍,成为了新的先进榜样。

她先是受邀去了北京,登上天安门城楼,见证了新中国成立20周年大典,而后又代表中国参加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,向全世界介绍赤脚医生制度。

1975年,王桂珍被调入卫生部工作,担任干部职位。

▲ 王桂珍(中)参加“日内瓦世界卫生会议”。图源:《医学界》

70年代,还出现了如《春苗》《红雨》这类讲述赤脚医生故事的电影,主题大多为“年轻的赤脚医生如何经受重重考验,战胜了旧医疗恶势力,造福一方村民”。其中谢晋导演的《春苗》,就是以王桂珍为原型拍的。

1972年,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几位学者来到中国,拍摄了一部时长52分钟的纪录片《中国的赤脚医生》。

影片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,片中自制草药、挎着药箱、头戴斗笠的赤脚医生形象,成为当时第三世界的医疗偶像。

▲ 图源:纪录片《中国的赤脚医生》

然而,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,赤脚医生的风光来得快,去得也快。

1978年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,实行包产到户,集体经济逐渐解体,原来依托于人民公社、“记工分”领报酬的赤脚医生,在新的体制下没有了组织,要么顺应潮流,私人承包卫生室自负盈亏,否则就只能转行。

随着医疗体系的逐渐规范化,1985年卫生部宣布停止使用“赤脚医生”这一称呼,所有赤脚医生都要经过考核,考核通过的才能被认定为乡村医生,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。

125万赤脚医生大军,最终只有一半人通过了考试。

同年1月25日,《不再使用“赤脚医生”名称,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》一文发布,至此,赤脚医生的历史宣告结束。

从“赤脚医生”到“乡村医生”,标志着赤脚医生群体,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。

困境中的坚守

不是所有乡村医生,都能像李兰娟那样有天赋并且能抓住机遇。他们当中的很多人,不管时代如何变迁,不管名称如何变换,都选择一辈子坚守在这个岗位上,服务乡里乡亲。

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韦家河村,70岁的村医张宏伟,早晨7点准时打开卫生所大门,开始了每天12小时的工作。这样的日子,他已经过了40多年。

和李兰娟一样,张宏伟曾经也是一名老师。7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加入乡村医生队伍,一干就是一辈子。

韦家河村离县城45公里,多年来村里只有他一位村医,村民们有个头疼脑热,第一想到的就是他。有时候夜里接到村民的电话,摸黑出诊也是常事。

▲ 张宏伟为村民治病

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,张宏伟不顾70岁的高龄,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。走村入户的宣传、给村民测量体温、登记村民的健康信息,这些工作都少不了他的身影。

疫情期间,73岁的李兰娟身先士卒,每天只睡3小时的事迹打动了无数人,但其实,像张宏伟这样与她同代的老乡村医生们,也都在各自岗位上保卫一方乡土。

除了张宏伟,还有同县峪岭村66岁的村医杨旭东,联盟村55岁的乡村医生董一兰……

▲ 66岁的杨旭东(上)和55岁的董一兰(下)

医术有高下之分,但精神没有。他们,都是值得被记住的英雄。

老村医默默坚守,也有年轻人愿意传承和奉献,感动中国人物李春燕,就是这样一位年轻人。

卫校毕业后,她在贵州大山深处的苗寨开起卫生站,20多岁的姑娘,凭一己之力,改变了当地迷信巫术的习俗。

苗寨穷,很多人都付不起医药费,李春燕只能亏本行医。2004年初,她实在撑不住了,决定外出打工赚钱。临出发的前一天,村民们纷纷来到卫生站,五角、一块地过来还钱,希望李医生别走。

看到这些,李春燕心一软,还是留了下来,一留就又是近20年。至今,她依然在大山中行医。

在今年的疫情中,各地还涌现了众多年轻的村医们,他们用看似“硬核”的方式,为村民科普着防疫知识。正是这样一个个乡村医疗工作者,汇聚起乡村医疗力量。

当曾经的“光环”褪去,才显出坚守的可贵。

目前的乡村医生群体,普遍面临着待遇低、专业技能培训少、日常医疗设备不足等问题,他们用极低的回报和极少的医疗支持,维护着极为重要的农村医疗服务。

当了一辈子村医的张宏伟说:

医生必须要有过硬的专业能力,这是我们村医很欠缺的。我个人能力有限,但希望未来的村医能力更加专业。

几十年前出诊全靠一双脚,出诊工具很稀缺,未来希望每个村医都能备齐专业的诊疗设备,有更多的学习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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